这篇文章告诉你《八佰》背后的历史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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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点映了一周的《八佰》正式上映,打开了一段尘封的历史。北京日报特别报道部曾于2018年8月撰文,还原了1937年淞沪会战的历史真相,纪念死守四行仓库的“八百壮士”。全文如下——

1937年8月13日,上海,中国军队与侵华日军爆发了抗日战争中的第一场大型会战——淞沪会战。这也是整个抗日战争中进行的规模最大、战斗最惨烈的一场战役。

淞沪会战尽管以中国军队败退而告终,但还是打出了中国军民保家卫国、誓死抵抗敌军的决心。侵华日军“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言被粉碎——淞沪会战就整整打了三个月。

死守四行仓库的“八百壮士”,无疑是这场悲壮、惨烈的战役中,中国军队最高光的一幕。那面飘扬在炮火中间的中国旗帜,那些视死如归的面孔,是抗日战争中不屈的中国军民的缩影。

1937年8月13日,淞沪抗战打响。虽然中国军队以前所未有的英勇表现让全世界刮目相看,但是由于力量对比、指挥不当等原因,两个多月后中国军队还是渐渐落于下风。

10月26日,大场阵地陷落,战局急转直下,中国军队面临着被日军合围的危险,不得不放弃闸北、江湾一线,向沪西撤退。

当天清晨,第九集团军第88师师长孙元良接到上海战区最高指挥官顾祝同的电话。顾祝同说:“委员长想要第88师留在闸北,死守上海。你的意见怎么样?”

强敌在前,蒋介石为何要第88师做出无谓的牺牲呢?原来,正值淞沪抗战最激烈时,10月6日,国际联盟召开大会,通过了国联理事会远东问题咨询委员会提交的关于中国事变的决议,并以正式文件的形式指责日本违反了《九国公约》和《巴黎非战公约》。决议决定,11月初在布鲁塞尔召开《九国公约》签字国会议,就中日冲突的具体问题进行讨论。

蒋介石对这次会议寄予厚望。在他看来,赢得“友邦”的同情与干预是迫使日军停止进攻,坐下来和谈的唯一办法。

为了向国际社会证明中国军民抗击外侮的决心,蒋介石将自己的主力部队悉数派到淞沪战场。

10月底,坚持了两个多月的中国军队还是面临着全线溃退的局面。此时,距离布鲁塞尔会议召开,只有不到十天时间。蒋介石认为,在上海留下一支孤军坚持抵抗,对于赢得国际社会的同情,有很大帮助。

然而,作为一线将领的孙元良不能苟同。当顾祝同向他转达了蒋介石的指示后,孙元良沉吟片刻说:“如果我们死一人,敌人也死一人,甚至我们死十人,敌人死一人,我愿意留在闸北,死守上海。最可虑的是,我们孤立在这里,于激战之后,干部伤亡了,联络隔绝了,在组织解体、粮弹不继、混乱而无指挥的状态下,被敌军任意屠杀,那才不值,更不光荣啊……”

孙元良担心电话里说不清楚,特意派师参谋长张柏亭前往顾祝同的司令部,当面陈情。

一见面,张柏亭就婉转地表示,闸北一片平坦,毫无隐蔽,地形上不具备打游击的条件。而且,第88师已经补员6次,许多新兵甚至连枪都没放过。让他们分驻在上海各处据点,很容易被敌人打散。

张柏亭直率地说,部队留在闸北,兵力多是牺牲,兵力少也是牺牲;守多个据点是守,守一两个据点也是守,意义完全相同。不如留下一个团左右的兵力,固守一两个据点,也就够了。

顾祝同觉得张柏亭说得有理,让他立即回去告诉孙元良,就照这样办,当晚必须部署完毕。

张柏亭回到师部时,孙元良正在室内来回踱步。原来,顾祝同已经来电话指示,让一个团留守闸北。不过,孙元良觉得留下一个团,物资供给很困难,不如就留下一个加强营,反而更为合适。思量再三,他决定让第524团副团长谢晋元率领一个营留下。

中午11点左右,第524团团长韩宪元将谢晋元和第524团1营营长杨瑞符叫到团部。杨瑞符记得,见面后韩宪元欲言又止,足足20分钟,一个字也没说。让自己的部下留守闸北,无异于让他们去送死,韩宪元实在说不出口。

最后,还是谢晋元告诉杨瑞符,师长决定让他俩率兵死守闸北。杨瑞符对韩团长慨然道:“请团长放心,我誓以最后一滴血,为中华民族争人格……”

话音未落,韩宪元已紧紧握住他们俩的手。当时他们都没有想到,在一个半月后的南京保卫战中,韩宪元在南京光华门殉国。

27日凌晨,大部队已经开始往沪西撤退,而谢晋元和杨瑞符则开始召集自己的队伍,到闸北集合。

当时,第524团1营的队伍分散在前线各处,杨瑞符手下只有两个传令兵。他最担心的是,自己的队伍稀里糊涂地跟随大部队撤走。

两个传令兵分头行动,追了一宿,只追回了第2连和第1连1排、2排。怕谢晋元等得着急,杨瑞符只好先带着这一个半连赶往四行仓库报到。

没想到,早上9点,其他队伍也纷纷赶来报到。杨瑞符一问才知道,原来他们事先不知道有新任务,跟着二营、三营撤走了。幸亏路上遇到了团部的人,才知道一营留守四行仓库,于是便匆匆赶了回来。

在当时的情形下,留守闸北,几乎没有生还的可能。战士们得到命令后毫不迟疑地回到了自己的阵地,令谢晋元、杨瑞符非常感动。

在上海战场上,一百里以外看着,半边天都是红的……我们的队伍每天一师一师地、两师两师地加入前线,有的师上去之后三个钟头就死了一半;有的坚持了五个钟头就死了三分之二。这个战场是个大熔炉,填进去就熔化了。

此时,第88师早已不是淞沪抗战刚刚打响时那个全部德国装备的精锐部队。战争爆发后,第88师每20天就要补员一次,10月底已经补员6次。

这次补充到谢晋元麾下的战士来自湖北保安团。据统计,留守在四行仓库的452人中80%都是湖北人。这些湖北新兵,虽然很多人都是第一次上战场,但他们却在四行仓库写下了抗战以来最激动人心的乐章。

四行仓库是金城、中南、大陆、盐业四家银行共同出资建造的货物堆栈,是这一带最高的建筑。由于这里存放的是银行客户的物资,所以建造得异常坚固。

孙元良选四行仓库作为孤军死守的据点,一是因为它不但坚固易守,而且粮食弹药存量充足,连饮用水也有很大储备。二来是因为它地理位置独特。四行仓库位于苏州河北岸新垃圾桥(今西藏路桥)以西,与公共租界隔苏州河相望。根据条约,中日之间的战火不能烧进租界中。日军怕弹药落入租界,也不敢朝租界方向猛攻。同时,从四面八方汇集来的各种物资,也可以通过公共租界送入四行仓库。这里绝对是一个易守难攻的地点。

部队到齐后,谢晋元发现四行仓库的大门太大,必须赶紧做防御工事,否则根本守不住。

1连连长上官志标回忆,他们将四行仓库一至三层的所有窗户和门一律封死,南面墙角堆积了五米厚的麻包,北边各门口是敌人主要攻击方向,堆了10米厚的麻包。麻包一直从地面堆到天花板,幸亏四行仓库中存放着大量大豆、小麦和羊皮的麻包。即便这样,四层还是因为材料不足,没有做防御工事,只是在外面做了一些诱敌设施,引诱敌人消耗弹药。

四行仓库五层对面是交通银行,当时已经被敌人占据为攻击据点,但由于交行大楼只有四层,所以四行仓库对敌人还是有高度优势。

同时,战士们在四行仓库与大陆银行底层相连的墙上打出一个大洞,方便往来穿行。如果日军围攻仓库,孤军可以在仓库内部调动人员,抵抗各方进攻的敌人。

为了方便与四行孤军联系,掌握闸北战况,蒋介石特意指示为四行仓库送来四部电话机。

到四行仓库送电话机的文强回忆,当他来到四行仓库给谢晋元送电话机时,四行仓库的工事已经布置得井井有条。分手前,谢晋元从日记本上撕下一页纸写道:“永保长城万里在,留得丹心照汗青。”可见尊龙凯时,他当时已经抱定了必死的决心。

一切准备就绪。谢晋元将全体将士召集到一起,慨然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们是中国人,要有中国人的志气。现在我们四面被日军包围,这仓库就是我们的根据地,也可能是我们的坟墓。只要我们还有一个人,就要同敌人拼到底!”

最后,他当场立下遗嘱:“余一枪一弹誓与敌周旋到底,流最后一滴血,必向倭寇取相当代价。”

27日拂晓,中国的主力部队已经撤往沪西。也许是听说部队撤走了,老百姓拖家带口,四散奔逃。杨瑞符从四行仓库向外望出去,垃圾桥上的难民如潮水一样涌来,可看到前方着起大火,他们又茫然地停了下来。那一刻,人命真如草芥一般。

此时,四行仓库中的战士们已经各就各位。三连一个排守大门;二连两个班守敌人主要进犯方向——满洲路(今晋元路)中段;二连其他人守楼梯和二楼朝北方向的窗口;四连守楼顶防空;一连对付西北方向来的敌人;其余的相机行事。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过,日军如蝗虫般渐渐向四行仓库逼近。7点半,日军占领北站,向北站大楼进攻。8点一刻,日军占领北站大楼,并在楼顶插上了太阳旗。10点左右,四行仓库西北两面着火。

下午2点,一支打着太阳旗的日军小分队,从满洲路方向走来。八百壮士幸存者章渭源回忆:“敌人鬼鬼祟祟像是打怕的狗,向路两边民房乱放枪,还入内大发中国财。待其至我军射程之内时,我军出其不意,用两挺机枪一阵猛扫,这小股敌人全部被消灭。”

此时正在蒙古路上巡逻的日军闻声赶来。他们见到满地尸体,立即卧倒用机枪猛烈扫射。过了一会儿,他们见没有动静,刚一露头,就被驻守在四行仓库外围阵地的战士们击毙了。

连续消灭两股敌人,战士们士气大振。此时,谢晋元提醒大家,敌人肯定要发起一次大规模的进攻。他让传令兵告诉驻守在外围的蒋敬班长,敌少则就地消灭,抵抗不住就立即退回仓库,诱敌深入。

果然,不一会儿,100多名敌人在一辆坦克的掩护下,从满洲路方向气势汹汹而来。敌众我寡,全班负伤过半,子弹和手榴弹也很快用完了。正准备率队撤回的蒋班长突然中弹,他向想要背他撤退的副班长大喊:“快撤,我来掩护,这是命令!”随后,手握两枚手榴弹,与冲在最前方的鬼子同归于尽。

蒋班长为撤退的战友们赢得了时间。当战士们安全撤回,守门的三连战士将最后一个沙包垒住大门时,鬼子已经冲到门前。此时,负责把守大门的3连连长石美豪面部被子弹打穿,满脸是血,但仍用毛巾捂着,不离阵地。

谢晋元见来犯的鬼子都已经进入火力范围,一声军号吹响,埋伏在路边民房和仓库各楼层的战士一齐开火,机枪、步枪居高临下,弹无虚发,再加上设在高层楼上的重机枪连续扫射,敌人们立足未稳就被击毙了。

敌人凭借坦克掩护向四行仓库大门冲来。关键时刻,守在6层的敢死队成员陈树生把炸弹和手榴弹绑在身上,拉断弹弦从窗口一跃而下,跳在坦克上。一声巨响,陈树生与敌军坦克同归于尽。

四行孤军与日军的第一天战斗,大获全胜。经过一整天的激战,日军伤亡惨重,四行孤军只阵亡两人,伤4人。

当时,苏州河南岸挤得水泄不通,前来观战的上海市民多达几万人,其中也不乏各大媒体记者。当天傍晚,许多报纸都以“号外”的形式报道了四行仓库孤军与敌人激战的新闻。中央社记者写道:

自正午起至三时止,敌军乃大举向我四行储蓄会堆栈进扑,人如潮涌,拟夺门而入。此时,我军已大发机关枪,抛掷手榴弹,敌军被击毙者达六七十人之多。自此,敌军即取包围形势,未敢轻进。记者目击此种壮烈情形,不禁感泣。

感动落泪的不止记者一人,可以说在苏州河对岸观战的所有上海老百姓都激动得热泪盈眶,连租界里的外国人也不禁跷起大拇指。公共租界万国商团司令斯马莱特说:“我曾参加过欧战,但从未见过像中国这样英勇善战的军队。”

当天晚上,一名外国记者通过英租界递进来一张纸条,问四行仓库守军有多少人。为了自壮声势,谢晋元不假思索地答复:“800人”。由此,才有了“八百壮士”的英名。

“八百壮士”第一天的英勇表现,让所有中国人心潮澎湃。然而,人们绝不会想到,更加激动人心的一幕马上就要上演了。

10月29日清晨,上海市民发现四行仓库楼顶飘扬着一幅巨大的中国国旗,在四周插满的太阳旗中间,分外夺目。那一刻,“八百壮士”和这面飘扬的旗帜,永远定格在人们心中。24岁的女童子军杨惠敏冲破敌人封锁线,为四行孤军献旗的故事,也成为四行仓库保卫战经久传颂的佳话。

虽然杨惠敏和许多当事人对“献旗”事件有过很多详细的描述,但流传在民间的叙事,跟当时的实际情况还是存在着微妙的差异。

在杨惠敏的自述中,献旗之举似乎完全出于她个人的一时壮举。据她回忆,27日夜里,她一个人漫无目的地走到四行仓库对岸。看着身陷日本太阳旗包围的四行仓库,她想,如果能在四行仓库插上一面中国国旗,那么对四行孤军和全体中国人民将是最大的鼓励。

于是,杨惠敏回到家。第二天晚上,她将一面国旗紧紧缠在身上,外面罩上制服,前往四行仓库。她在敌人进攻的间隙,匍匐前进,爬过马路,爬过铁丝网工事的缺口,到达四行仓库的东侧楼下。这时,谢晋元和战士们都在等待她。当杨惠敏脱下外套,将浸透了汗水的旗帜呈献给战士们时,大家都激动得流下了眼泪。

然而,种种资料和当事人回忆表明,献旗绝不是杨惠敏一时兴起的个人行为,而是谢晋元与上海市商会共同策划的行动。

28日清晨,谢晋元让通讯兵拨通了上海市商会的电话,要求商会为他们支援粮、油、盐和一面国旗。上海市商会接到谢晋元的电话,异常兴奋,立刻通过广播电台,呼吁租界内的上海同胞支援四行孤军。得到讯息的上海市民沸腾了,不到一天就募集了10大卡车物资。

同时,上海市商会把“献旗”的任务交给了上海童子军团,童子军团团长将任务布置给41号女童军杨惠敏。

献旗路线是经过周密策划的。四行仓库北、西、东三面都是厚墙,唯有南面有窗户。四行仓库的东边和苏州河南岸属于公共租界;仓库东南方向苏州河上,有一座垃圾桥,连接苏州路与北苏州路,桥的西北角有英军把守。仓库东南角墙外是一家纸烟店,战士们将墙壁凿穿,经由这里与外界联系。

曾经参与28日夜间向孤军运送慰问品的上海童子军理事郑昊樟回忆:“大量慰劳品逐渐堆积在泥城桥北岸的东边,为避免敌人的察觉,我们分派了几个人爬到马路西边。在那儿,我们精忠的斗士正候着我们……我们用绳索把东西两面联系起来,东边的慰劳品系上绳索,西边的人们便把它们拉过去。”

最后,纸烟店里的六位士兵,把他们传过去的慰问品一包一包地往里搬。可见这条路是一条安全通道,杨惠敏应当也是通过这里,进入四行仓库的。

不可否认,杨惠敏是一名勇敢的女性。她只身犯险,给“八百壮士”献旗的形象,成为不屈的中国军民的缩影,但29日飘扬在四行仓库上空的中国国旗,并不是杨惠敏送去的那面,送旗者另有其人。

1966年,担任上海市商会童子军战时服务团第50团团长的叶春年应上海文史馆之邀,写过一篇名为《给四行仓库送旗的经过》的文章。

据叶春年回忆,一天中午,杨惠敏来到市商会,她说自己曾给仓库守军送过一面国旗,但是尺寸太小。于是,商会选了一面尺寸最大的国旗,用牛皮纸包好。叶春年特地回家,把家里一根最大最粗的竹竿,拿到战时服务团团部。

当天夜里,叶春年与胡惠祥等六位团员,童子军理事会赵邦镛、郑炅樟和《立报》馆记者白广荣乘卡车,来到新垃圾桥东面的路口。当时,四周寂静无声,叶春年第一个匍匐穿过桥面到达仓库旁边的纸烟店。当时,纸烟店卸下了一块排门,几名战士站在柜台上,接受了他送去的一面大旗和一根长竹竿。第二天早上,飘扬在四行仓库楼顶的,就是这面大旗。

那天晚上白广荣连夜赶写送旗和物资的报道。叶春年坚决要求不要提到自己。他考虑到自己还要在日本势力范围内进行抗日活动,如果暴露不利于继续工作,而杨惠敏只是一名普通的童子军团员,即便宣传出来,日本人也不会注意到后面的组织。因此,多年来杨惠敏成为了唯一的献旗英雄。

《立报》记者不忍心埋没二次送旗的壮举,他在10月29日的报道中写道:“昨晚(28日)市商会派女童军送赠国旗一面,他们已把它挂在窗口,半夜里又有人送去巨大国旗两面,今晨飘扬于四行仓库顶上……”

这段文字暗示,杨惠敏送去的国旗尺寸太小,因此商会连夜又派人送去两面巨大的旗帜。

29日清晨,当租界里的上海市民看到飘扬在四行仓库楼顶的国旗后,奔走相告,士气大振。当时报纸报道:“29日晨有数千人赴往西藏路泥城桥及新闸地区向北遥望,瞻仰我国及忠勇将士……自朝至暮,瞻望群众约达3万余人。”

见四行仓库楼顶飘扬起中国国旗,日军恼羞成怒。29日,他们发起了更加疯狂的进攻。

杨瑞符在战地日记中记录,当天中午12点,敌军四五辆坦克封锁了四行仓库以北的主要路口,企图掩护其步兵实施围攻。

与此同时,站在苏州河南岸的民众,时刻关心着敌人的动向。不时有人往仓库打电话报告军情:“大队敌人,准备在今日午后二时,向四行仓库总攻,希望你们多加注意。”

连驻守在租界内的英军也打来电话说:“敌人将开始向你们总攻了,希望你们赶快离开此地,保存实力。”

“八百壮士”早已经抱定了必死的决心。29日上午,谢晋元给孙元良的信中写道:

职以牺牲之决心,谨遵钧座意旨,奋斗到底。在未完成达到任务前,决不轻率疏忽,成功成仁,计之熟矣。工事经三夜加强,业已达到预定程度。任敌来攻,绝不得逞。廿七日敌再度来攻,结果据瞭望兵报告,击毙八十人以上。昨日晨六时,职亲手狙击,毙敌一名,河南同胞望见,咸拍掌欢呼。现职决心待任务完成,作壮烈牺牲。

日军的九四式轻型坦克,炮口只有37厘米,根本无法轰垮四行仓库。情急之下,两辆坦克竟然直接撞向四行仓库,结果被守军用手榴弹和迫击炮炸毁。

相持了一个多小时,敌军毫无进展。下午3点半,日军派来两艘武装小艇,从黄浦江驶入苏州河老闸桥,企图封锁守军与租界之间的联系。同时,天空中飞来两架敌机,往来盘旋,加以掩护。为了对付“八百壮士”,敌军将海陆空力量全用上了。

苏州河水道狭窄,两岸停泊着许多民船。日军不时用枪恫吓,让民船让路,可从四面八方闻讯而来的民船,还是将苏州河堵了个水泄不通。有人趁此机会,将一张标注了日本船位置的地图送到四行仓库中。

此时,谢晋元派士兵从纸烟店窗口向对面的英军喊话,不能让日本汽船开过来,如果敌船开到西藏路桥,守军就开火,炮弹落入租界,只能由英军负责。

下午4时,英美法外交人员和万国商团等组织的人,赶到老垃圾桥,劝阻日船不要前进。可日本军官却以“我军已占领闸北,有权行驶于苏州河”为由,拒绝了他们的要求。租界当局生怕流弹飞过苏州河,坚持不允许日船通过。

日军本打算水陆夹击四行仓库,结果遭到租界当局强烈反对,只好作罢。5点钟左右,两艘日本汽船掉头返回。

下午6点,天色渐渐暗下来,谢晋元料到,敌人肯定会趁黑夜再次发起进攻,连忙命令各瞭望哨留神。果然,不久他们就发现,敌人在仓库西北挖地道,要炸毁仓库大墙。

经过磋商,他们决定用照明法对付敌人。所谓照明法就是把手电筒绑到一根大竹竿上,伸出窗外,如果发现敌人,另一战士就投掷手榴弹。不过,这种方法容易暴露。排长尹求成刚把手电筒伸出仓库窗户,就遭到敌人机关枪扫射。于是,他们想出用棉花打成粗捻子,浸油点燃后往下扔的法子。

这一天,敌人从早到晚派出六七百人,向四行仓库发起猛攻,但是都被“八百壮士”击败了。

上海租界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的产物,西方列强在租界中建立了独立于中国政权体系之外的一套行政区划和管理机构,是名副其实的国中之国。经过近百年的经营,西方各国在租界中有数量众多的侨民和财产。

淞沪会战打响后,他们最担心的是战火烧到租界中。距四行仓库几十米外就有一个煤气公司的大煤气罐,一旦流弹击中煤气罐,后果不堪设想。

10月29日,各国驻华使节团向国民政府正式递交照会,要求基于人道主义考虑,下令四行仓库守军撤离。

经过两天的考虑,10月31日,蒋介石电令第88师师长孙元良,命令四行守军撤离。蒋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为主帅者,爱惜所部与牺牲所部皆有一定限度。今谢晋元死守闸北一隅,任务与目的已达,故令其荣誉之撤退,不必再做无谓之牺牲矣!”

蒋介石派孤军苦守四行仓库是为了向国际社会表明中国军民抗日到底的决心,从而赢得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支持,但10月底布鲁塞尔会议召开前,中国外交人员已经看出,西方列强根本没有遏制日本的打算。

10月24日,国民政府外交部在给会议代表顾维钧等人的密电中写道:“依照目前形势,会议无成功希望,此层我方须认识清楚。”

在上海投资最多的英国,一直疲于应付迅速崛起的德国和意大利,根本无暇东顾。只要他们的在华利益和东南亚殖民地不受日本人袭击,他们乐得在中国问题上与日本妥协。

美国虽然表态貌似公允,但一刻也没有停止向日本出口军事物资。仅1937年上半年,美国就向日本出口废钢铁1300万吨、原油3500万桶。这些东西无疑都成为了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战略物资。就连时任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都说:“日本的侵略得到了我国大力支持,这种侵略行为不仅受到支持,而且我们的援助是如此有效,如此举足轻重,如若断绝援助,这种侵略就可能被制止和停止。”

显而易见,西方列强并不想为中国主持正义,但国民政府仍没有放弃幻想。10月26日,在讨论布鲁塞尔会议原则时,国民政府竟然决定向西方表明:“中国不独愿与日本进行经济合作,且愿与各国同样合作,以发展中国经济事业。机会均等主义,在中国领土内任何部分,应予普遍适用。”这无异于将自己作为一块肥肉,送到西方各国嘴边。

然而,这样的姿态也没有换来西方列强的支持。相反,将铁蹄踏上他国领土的日本,却底气十足。他们公开表示,拒绝派代表参加布鲁塞尔会议。日本拒绝出席会议,调停也好,交涉也好,全都无从谈起,与会各国干脆宣布休会。

此时,再让“八百壮士”死守四行仓库,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不如顺应国际社会和国内民众的呼声,让他们撤出来。

10月31日下午2点,公共租界万国商团司令斯马莱特、上海代市长俞鸿钧、第 88 师副师长冯圣法、淞沪警备司令杨虎和第 88 师参谋长张柏亭,在杨虎位于法租界环龙路(今南昌路)的家中,召开了关于孤军撤退事宜的会议。

杨虎传达了蒋介石的撤退令,并且对斯马莱特表示,必须有英军协助,四行孤军才能安全撤离。斯马莱特说:“我的部队与贵师官兵,数月来隔河相望,我们已经是好朋友,四行守军撤离,我当全力支持负责掩护,但不知你们要我怎么做?”

张柏亭表示,四行孤军唯一的撤退路线是跨过苏州河,经由租界前往沪西归队。日军在国庆路方向,设有机枪阵地并有探照灯,封锁着四行后门的北西藏路,所以孤军撤离,必须要有英军的掩护。

冯圣法强调:“孤军撤离绝不是战败退却,或者逃跑遁走,而是应友邦人士的请求奉命撤离,此点须请斯马莱特将军特别了解。”

斯马莱特站起身来,拍拍杨虎的肩膀说:“你们放心!杨司令是我多年的好朋友,你们信不过我,应该相信杨司令。”

可是,后来孤军撤到租界,并没有享受到应有权利,斯马莱特却一句话也没有说。

谈妥之后,张柏亭当晚拨通了谢晋元的电话。当听到撤离的命令时,谢晋元非常惊异。他激动地说:“全体壮士早已立下遗嘱,相誓与四行最后阵地共存亡,但求死得有意义!但求死得其所!请参谋长报告师长,转请委员长成全我们!”

张柏亭和冯圣番开导谢晋元、1连连长上官志标和营长杨瑞符。可他们态度十分坚决,张柏亭隐约听到,电话中对方“声泪俱下”。

然而,军人以服从为天职。谢晋元最终还是接受了命令,率领部队撤离四行仓库。

午夜时分,日军的探照灯将四行仓库附近照得犹如白昼。据上官志标回忆,驻守在新垃圾桥的英军,用小钢炮击毁了日本人的探照灯。四行守军趁夜色冲过北西藏路,但日军的机关枪早已标定射击,探照灯被毁后,他们开始疯狂射击,营长杨瑞符就是在这时被打伤了大腿。

关于英军是否按照承诺协助“八百壮士”撤离的问题上,有许多截然相反的说法。据《大陆报》报道,当时英军并没有如事先承诺的那样,用火力压制日军,协助“八百壮士”撤退,而只是躲在碉堡中向外瞭望。日军则出动坦克来阻击“八百壮士”。

负责殿后的杨养正回忆,他们两个班被派遣打日军坦克,但打了一阵子,日军坦克岿然不动。杨养正大吼一声:“我来打!”便趴在一架轻机枪前,装上刚性弹,一梭子弹还没打完,敌人的炮弹在他头上爆炸。一枚弹片直插进他的左眼。后来,杨养正被四个战友奇迹般地拖下楼,拽过马路,成功抬进租界。

“八百壮士”全部撤到公共租界中国银行仓库中,已经是凌晨3点。进入仓库后,租界当局立即要求他们缴械。一听这话,谢晋元和战士们全急了。谢晋元说,武器是军人的第二生命,不能离手,如果租界当局非要缴械,他们宁愿回到战场上去。就这样,一直僵持了好几个小时。

这时,按原计划在漕河泾等待“八百壮士”归队的张柏亭坐不住了,驱车赶往新垃圾桥。当他得知英军要“八百壮士”缴械时,非常愤怒,但为了稳住局面,他还是劝谢晋元暂且忍耐下来,容他们慢慢理论。

随后,张柏亭通过杨虎打电话质问斯马莱特,为何自食其言。英方解释,进入租界者不许带武器,这是惯例。他们不是要缴“八百壮士”的械,只是代为保管。

在张柏亭和英方少校马飞的反复劝说下,谢晋元最终同意交出武器。当时负责翻译的郑侠飞回忆:谢晋元“面容憔悴,满眼红丝,流着眼泪,悲愤之情,溢于言表”,在与马飞少校交谈中“有时泣不成声”,而大家只能默然相对,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他才好。

尽管一百个不愿意,谢晋元最终还是服从上峰命令,交出了武器。当时,“八百壮士”共有步枪260余支、轻机枪27挺、重机枪8挺、驳壳枪20支、手枪10支、手榴弹800枚、子弹12万发。由此,也可证明他们绝不是走投无路、逃入租界的俘虏。

在随后的一次谈话中,谢晋元说:“我等困守闸北四行仓库凡四日夜,击退敌军六次进攻。弹药的消耗不及十分之一,至于给养,虽坚守三年亦无绝粮之虞”,“我等之撤退,系因第三者要求维护中立地区(公共租界)之安全,请求我政府同意,而由我最高当局下令撤退者。”

然而,租界当局没有兑现当初的承诺,送“八百壮士”归队,反而立即将他们送进了位于星加坡路胶州路口的意大利兵营。

蒋介石得知“八百壮士”被租界羁押后,派俞鸿钧提出抗议,要求立即送他们归队。另一方面,日军也向租界提出引渡“八百壮士”的要求。租界当局本着谁也不得罪的原则,将谢晋元和他麾下377名战士软禁在意大利兵营。

自1937年11月1日直至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公共租界,“八百壮士”共被羁押了4年1个月零27天。

在漫长的羁押岁月中,谢晋元和战士们既不能到前线杀敌报国,又经受着租界当局的种种欺压,苦闷到了极点。即便谢晋元以军人的标准,为战士们制定了作息时间表,组织出操、生产,甚至是篮球、排球比赛,但是消极、散漫的气氛,还是一点一点侵蚀着部队的思想。

1941年4月25日清晨5点,战士们在操场集合准备早操。大队人马刚跑出不远,二连下士郝鼎城,四连下士张文清、尤耀亮,上等兵张国顺,向谢晋元身边围拢过来。谢晋元还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郝鼎城已经抽出一把一尺多长的匕首,向谢晋元面门、前胸、咽喉刺过来。

这位带领孤军苦战日寇的民族英雄,没有死在敌人的枪口下,竟然死在了自己人刀下,年仅37岁。

凶手为什么要刺杀谢晋元,一时间众说纷纭。四人在法庭上以“待遇不良,饮食不饱,外界捐款不公开”等说法,栽赃谢晋元。

1940年3月,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伪政权。日伪企图劝降谢晋元,遂指使汪伪政权的“二号人物”陈公博亲赴孤军营劝降,并以伪陆军总司令这样的高官要职相诱。结果谢当面将委任状撕毁,陈公博也被骂得狗血淋头而逃。

后来,陈公博并不死心,又多次“好言相劝”,谢终不为所动。见谢晋元如此“不识时务”,日伪策划了对谢晋元的暗杀行动。汪伪汉奸利用军营举行体育比赛的机会,收买了4名凶手,承诺事成之后,每人赏1万元。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了上海租界,孤军营里手无寸铁的战士们悉数被俘。这时的“八百壮士”,实际人数为340余人。

日军原打算将其改编为伪军,遭到毅然拒绝后,又企图将他们杀害。不过慑于这支军队在世界上的影响力,日军最终未敢动手,后将他们分散押解到浙江诸暨、杭州、南京孝陵卫、南洋的新几内亚等地做苦工。“八百壮士”中的很多人,没有牺牲于四行仓库一战,却被日军奴役折磨致死。至1945年抗战胜利,幸存下来的“八百壮士”大概只有百余人。

直到2008年,还有人在南太平洋岛国巴布亚新几内亚发现了“八百壮士”的遗冢遗骨。此时,距他们死守四行仓库已经过去了70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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